我们的格拉古

候。五点左右，卢西娅·瓦伦汀女士匆忙赶到，在院方提出的治疗方案上签字，同意对幺弟进行开颅手术。焦灼的氛围燃烧到第二天日出，医生终于出来告诉我们他脱离了险境。所有人都呼出一口浊气，好像一颗巨石沉入湖底，滞塞的情绪然后得以表露，痛苦、懊丧、愤怒和忧虑轮番交替在他的亲友、下属、同盟和投机者的脸上，我们这群陆陆续续到达的家伙面面相觑，渐渐拾起那种标准的微笑，与他人好整以暇地攀谈。卢西娅始终待在通道右手边靠窗的一侧，颇为冷淡地应付周围人的关切慰问。

    我看着她，回忆起久在圣克劳的某天傍晚，卢西娅披着晚霞来庆祝自家小弟弟个人律所的开张营业。我同阿德里安分享了一整瓶她赠予的托卡勒洛鸢尾香槟，席卷湾区的海雾与夏日晚风吹拂着两层公寓的阳台。卢西娅不确定地谈论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的近况，老瓦伦汀因主持沙斯塔大坝的建设工程在报纸上大出风头，和他的黑帮朋友们，或是朋友们的黑帮活跃在西海岸居民的茶余饭后，还有老瓦伦汀二十八岁的新女友，冬青坞的“小方默”丹妮斯·多纳。

    谈话并不充斥负面的评价，也没有仲夏夜适宜的忧郁，他仅仅聊了几句，便回到我们当时正受理的案件上，一位被诬告肇事逃逸的卡车司机，由于圣克劳警方的牵强附会还要背上几起命案，却因证据提交超出期限被判入狱。我们与客户共同的努力使法官接受了改判的辩词，他走下法院门前的长长台阶，转头对我说到：“看来帮助和打击同样重要。”而保全部分人的生活势必毁坏部分人的生活，我想这是大多数冲突不可避免的原因，就像这些无法回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