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阳黑子

想听他讲讲他自己,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,他做了什么事,见了什么人,说了什么话。但是他说:我们出去吧。

    他拉上房门,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。我问他:你现在在哪里?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,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,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。我问了好几次,他搪塞我,最后没办法,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居无定所。他说。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,很快就会搬走。他看着我的眼睛,他明白我不信,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,不管我信不信,我都不会再问了。他又说:不要来找我了。

    我没找他,我只是给他写信。一九九八年,已经过了三月五日,他三十三岁,我三十三岁。他在广宁市当老板,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。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,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。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,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,记一下最近的感受,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。我不写开头的问候,不写署名,只写内容和日期,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,没有人收,我就让中叔代收,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。

    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,我说随便,扔了也可以。中叔没有扔,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,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。后来越写越多,信放不下了,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,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,压住他的存折账单,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。

    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。

    我依旧坚持不懈地写。

    我不了解黄宗伟在干什么,我只能写我自己,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。广州很无聊,教书很无聊,化学很无